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已经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和《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等重要文件中。近日，生态环境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两项战略任务的深度协同做出顶层设计。
如何进一步落实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落实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有哪些路径？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研究员严刚给出了答案。
“污染物排放和温室气体的排放，从内在联系角度来说存在着同根同源的特性。”严刚向本报记者介绍，几乎我国所有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源、50%左右的VOC排放源和85%左右的一次PM2.5排放源（不含扬尘源）都和二氧化碳排放源高度一致。
当下，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已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选择。
我国高度重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出要实施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制度机制。
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
去年，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开展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的通知》提出在7个试点省份实施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推动污染物和碳排放评价管理统筹融合。随后试点省份先后发布相关文件。
于近日发布的《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中试行开展碳排放影响评价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也是以减污降碳同步分析促进协同管控为原则进行编制的。
“从目前的条件来看，应该说减污降碳已具备了一体推进的基础。” 严刚表示，例如，我国“无废城市”建设与碳减排具有天然的耦合性，是推动减污降碳一个重要的举措；从水治理方面来看，无论是污水厂治理、污水资源的回收利用方面，还是在污泥的处置方式方面都与降碳高度关联。
“在这种背景情况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实施方案》作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未来推进减污降碳的一个行动指南。” 严刚说。
有了顶层设计，一体推进减污降碳在工作上如何落实？严刚从目标协同、区域协同、领域协同、措施协同、政策协同、监管协同6个维度提出了减污降碳的路径。
目标协同方面，未来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更多地需要在降碳措施的推动下实现。据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在碳中和背景下，预计2060年我国的PM2.5平均浓度将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第四阶段过渡值10微克的目标，其中，80%的工作需要碳达峰、碳中和相关举措来推动实现，因此，大气治理与降碳两者目标协同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协同方面，需要更好地发挥降碳行动对环境质量改善的综合效益。任何地方排放的二氧化碳，总体上对全球的气候变化影响是相同的，但不同地区排放的污染物则主要对当地和区域的环境空气质量产生影响。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在改善环境质量需求的基础上采取降碳行动。我国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汾渭平原再加上广东省是我国大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目前这些地区碳排放占全国的50%左右，污染排放水平与碳排放水平整体在空间上呈现出一致性，为减污降碳区域协同推进奠定了基础。
领域协同方面，需要构建减污降碳融合的清单，识别影响污染排放和碳排放的主要领域，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水平。现在大气污染物清单更为细致，但碳清单目前相对粗放，未来还需将碳清单分类映射到污染物清单体系中。目前来看，能源领域、工业领域、交通领域是下一步整个减污降碳治理工作的重点。
措施协同方面，要增强污染防治与气候治理的协同性。不同的措施和计划带来的污染物减排效果和对减污降碳的效果有明显的差异。未来在减污措施时要把降碳协同度作为一个重要指标，在末端治理的技术选择时多考虑协同控碳的效果，优化选择治污技术路线。
政策协同方面，要推动形成减污降碳激励约束机制。在标准体系建立、经济政策考核制度等方面实现一体推进的激励约束机制；构建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协同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体系，从源头把好关，有效控制“两高”项目、新建项目的建设。
监管协同方面，要全面提升管理效能。从统计体系、监测体系、考核体系，包括企业的执法监管方面来一体推进。
“推进减污降碳这项工作，首先需要对减污降碳协同度进行评估，通过建立一套指标体系，来定量化跟踪、评估、反馈整个减污降碳的效果。” 严刚指出。
据了解，指标体系需要实现各省份、各城市、各企业的减污降碳成效在横向、纵向上的比较，还要发现重点领域的薄弱环节，为持续完善相关工作提供决策指引。目前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提出了一套指数，即减污降碳协同指数（ISEC）。
“从狭义上讲，这套指数能够反映环境质量和碳排放当前的状态、工作进展以及协同度的情况；从广义角度上讲，能够反映环境、低碳、绿色、协同发展等方面的进展情况。各地区可以根据工作重点优化相关指标的权重。” 严刚介绍。另外，严刚认为，要从城市、园区、企业等不同维度开展创新的行动模式。
首先，要在城市尺度上统筹多要素的生态环境和“双碳”目标，加强源头防控、协同治理，包括加快在资源节约、生态建设扩容等方面的具体行动，支撑减污降碳工作。
其次，工业园区是非常重要的管理单元，通过模式创新开展产业园区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工作，需要立足园区的特点，从能源流、物质流以及相应的信息流等方面建立起园区的实施体系。
“从企业维度来看，过去在电力、钢铁等行业实施了污染物的超低排放改造，下一步可以在企业层面打造‘双近零’排放的标杆企业。” 严刚进一步指出，未来还需要强化基础能力的建设，建立减污降碳智慧管理平台，支撑减污降碳协同控制相关工作的开展。
